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及路径创新——基于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调研分析

城镇化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探索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创新路径，对于加速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实现社会安定团结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在对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描述的基础之上，归纳概括出城镇化运行的四大矛盾；并全面总结出旅游产业带动型、工业发展助推型、边境贸易推动型、草原牧业发展型四大类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通过构建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愿景框架，结合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最终提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城镇化的生态文明建设，强化产城融合，持续释放城镇化的发展活力，深化制度改革，实现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及保持文化传承，不断彰显城镇化的民族特色等城镇化发展的创新路径。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实践 ——以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

基于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引入新内生发展理论,提出认同、赋权、创新、合作四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乡村振兴需要理性认知村落的命运,树立文化自信,提升主体对乡村“地域 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通过确权、赋能提升村民可行性能力,进而将内外资源相结合,因地制宜积极参与政策、组织、业务和技术等的创新实践活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还要注意加强知识、部门、地区的联动。四要素的有机结合能够提升农牧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内外发展动力,对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修正UTAUT模型的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研究——以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基于UTAUT模型,引入感知风险、替代软件等2个变量进行修正,构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检验、多群组分析等方法对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感知风险和替代软件显著负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社会影响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不显著。(2)便利条件和使用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便利条件、替代软件、感知风险、感知易用性。(3)教育在感知易用性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增强操作的便利性以优化业务办理效率,增强信息的安全性以降低软件使用风险,增强软件的特色性以降低软件可替代性,增强软件的易用性以优化便捷使用体验,从而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的政策与反思——基于27 份省级政策文本分析

以27 份省级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为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按照“治理要求”、“治理任务”、“治理步骤”和 “治理措施”四个维度，进而形成编码表并归类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借助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处理，进而 探究地方政府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的内容结构及其存在问题。研究发现：治理方案趋同性强、地方性不足；治理过程 泛化、对治理的现实问题认识不够；治理周期迅速、但治理效果有待评估；治理措施系统、但操作性不强；治理主体多元，但协作 水平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方面的建议：重视地区差异，促使治理贴切地方实际；加强 治理措施的可操作性，细化分类精准施策；明晰前期整改结果，强化治理效果的后期评估；学习协同治理观念，提高多部门协作 水平。     

颓败的乡土的回望——论《秦腔》的乡土关怀

《秦腔》是一部能代表当今小说创作成就的优秀之作。在贾平凹的创作中也是一部有新突破,在艺术上达到新高度的小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强烈的时代感,新鲜的叙事感。作者通过对清风街乡土社会解体的叙写,表现了百年启蒙文学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乡土的变革。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祛魅与重塑——论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

新世纪以来,在全国文坛历史题材的书写热潮中,西部边地的历史也成为作家书写和关注的重点。西部作家将具有无名性、个人化肌理的小写的历史,放置在具有共名特质的大写的历史长河中,让纵横捭阖的西部人物、家族历史的立体书写与绚烂多彩的西部文化、区域历史交相辉映。在对个人史、家族史、区域史等小历史的细致、生动和丰润的凸显中,西部历史小说拥有了一种波澜壮阔、深邃宏大的史诗性品格。西部作家多元化、多角度的历史书写,表达了他们重铸一个国家历史、民族历史的情感与愿景,传达出温暖的人性,体现正义与尊严的力量,让历史的光芒烛照现实,展现了文学的救赎功能。